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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「那几个全是已经没有办法治疗,只能活一天算一天的病人,我每天关心他们,跟他们聊天,帮他们过生日,让他们舒服一点。-」
  「那不是很好吗?」
  「但是病人过世之后,几乎每个病患的家人都找律师告我,」他说:「他们说我没有治疗他们生病的家人,延误了治疗时机,还说我是根本不会治病的庸医。
  「虽然每个法院都判我无罪,但院方认为我留在那里只会影响声誉。何况那几年我一天到晚跑法院,根本没有时间研究技术。」基尔丁露出一个不知道是哭还是笑的表情,「后来医学院帮我找了个小一点的医院,让我在大家不注意的情况下完成实习。
  「那个时候我才发现,治好病患是医师唯一的工作,什么视病如亲的根本是屁话,就算表现得再怎么感同身受,病患死了,家属照样会告你。」他转向我们,「你们会上这里,应该是在四季酒店那边找不到证据跟我有关吧?」
  「没错。」王万里说。
  「别看我只有一个人,该做的事,我可是做得很确实的。」
  「是啊,」王万里说:「我原本指望可以找到些什么,像是x光片、检验报告、病患的病歷之类的。-」
  我箭步衝到沙发前,基尔丁身子前倾,伸出手准备阻挡。
  太晚了。
  我一把抓起沙发上报纸堆中,那本『怪谈』的英译本。丢给王万里。
  王万里打开书本,朝外摊开,「基尔丁先生,这就是那些病患的病歷吧?」
  茱莉亚跟方以思凑了过去,里面每列印刷的英文句子间,夹着手写的句子,乍看之下就像单纯的眉批跟笔记。
  「是医用拉丁文跟德文。」茱莉亚说。
  「『进行肝脏移植...』」方以思唸了两句,回头望向基尔丁。
  「你们怎么知道的?」他的话声夹着一丝气恼。
  「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在找病歷,」王万里閤上书,「所以发现我们在你的办公室时,随即走到沙发旁边。」
  「在警校实习时,老鸟说以前扒手很多的那个年头,很多公共场所都有『小心扒手』、『注意随身财物』的告示,」我说:「不过那些告示,有些根本就是扒窃集团贴的。」
  「为什么?」茱莉亚问。
  「谨慎的人看到那些告示,多半会下意识伸手检查一下钱包还在不在,扒手一看到,就知道对方有没有钱,钱包放在哪个口袋里。」我说:「扒窃集团还给这些告示取了个名字,叫什么...『照明弹』?」
  「所以我刚才随口讲了像x光片、检验报告之类的,」王万里说:「结果我提到『病歷』时,你朝沙发上的纸堆看了一眼。」
  基尔丁放下手,「看来我太低估你们了。」
  「好说。」
  「你知道吗?我以前去过一个叫台湾的海岛,在那里的山上住了几个月,」基尔丁说:「我印象最深刻的,是他们的中文课本,好像有一课叫什么-」
  为什么我背脊会开始发凉?
  「『怎么少了一个人?』」他抬头大吼:「纽比!」
  身后一个文件柜哗喇喇倒下,『罐子』鑽了出来,伸出那隻跟a4纸张差不多大小的巴掌,一把握住方以思的脑袋,将他甩了出去。
  那个身影像砲弹飞过办公室,撞上另一头的墙壁,落在地上。
  回过头,满脸惊恐的方以思还坐在地上。
  那被『罐子』扔出去的是- ↑返回顶部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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