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江湖：前老板大卫的几个小故事（1 / 1）
虽然离开那家只工作了三年多的公司已经十几年了，但因为老板大卫帮过我一个大忙，近来我越来越希望能联系上他，以找机会表示一下感谢。终于，原同事玛格丽特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，但得到的却是个很意外的消息。想象中愉快地按通电话，先让他猜猜我是谁，然后再发去几张全家福的情景，没有立刻发生。
大卫出事了。我需要想一想话该怎么说。
跨入新世纪的那年金秋，我得到某国际酒店集团的工作机会，但整件事情纯属偶然。当时，我因不习惯原公司的企业文化而去意渐浓，经常上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浏览招聘广告。豆腐块大小的地方，密密麻麻都是招聘信息。一次我看串了行，给一个压根儿没想申请的号码发了简历过去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几天后我接到了电话约谈，与未来的顶头上司阿斯塔进行了一番交流。尽管并不具备所要求的行业经验，我还是收到了她的面试邀请。也许是服务行业的原因，同事们都非常和善优雅，直言对我的背景无可挑剔。而对于我，最重要的是，公司愿意为我申请绿卡。
面试进入到最后环节，阿斯塔带我去见她口中的大卫，部门的北美大区老板。与惯常办公室的布局不同，他居然背冲着门坐，宽大的皮椅上露出半截肩膀、挺括耀眼的白衬衫，以及一头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孩子似的浅色金发。他闻声转过椅子，欠起高大的身躯，用同样宝贝蓝的眼睛打量了我几秒，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握了握。
大卫并无兴趣多说些什么，毫无遮拦地告诉阿斯塔“你决定吧”。由于公司结构设置的原因，cfo位缺，大卫名义上为controller，实则集二职于一身。尽管我应聘的只是个芝麻粒大小的senior，他还是太傲慢了点。我犹豫了三天才接受，就是对这位大头没有好印象，担心他难伺候。因为一旦递上绿卡，等于卖给那里，我有期待，也有不安。上任伊始，我发现自己有选择办公室的自由，一间在大卫隔壁，一间在下层商务中心，毫不犹豫就去了后者，想尽量避免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。
说到正事，我面临的是个烂摊子。酒店总部在瑞士，美洲分部刚从纽约迁来，马上还将与新加坡合并，因为使用不同的会计制度，系统之间尚未联网，金融财务方面的工作堆积如山。我的桌上摆了三台电脑，一台连纽约，一台连芝加哥，一台连苏黎世，脚边还有一台连新加坡，电缆线纵横交错，就好像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里描述的场景。难怪大家对我都那么友好，是为有人来分担而高兴吧。我每天从公寓门口乘车直抵市中心，扎入楼群后经由地下通道即达办公室，早晨便开始惦记一天的活计，晚上仍想着还没完成的任务，星星和月亮即使挂满天空也没时间抬一下眼帘，太阳就更难得一见了。
阿斯塔是位出生于非洲、在美国南方长大的中年女子，上等黑宝石般美艳。她本人是基督徒，却嫁了个穆斯林大学同学，男方为回中东接受家产，不辞而别。大卫与她因工作关系相识多年，邀她离开旧地重新开始。但芝加哥的冬天让她措手不及，加之工作压力，造成她比较情绪化，在她手下干活一度艰难。
有一次她把东西算错了，影响到一份综合报表的结果，可她却要求修改我做的那部分。我小心地提出异议，她非但不听还指责我不懂合作，最终我忍无可忍跟她吵了起来，扬长而去。事后我难免惴惴，不料她却先向我道了歉，说是大卫提醒了她：“那中国丫头敢跟你吵，一定有200%的把握。”大卫在意的只是我们源源不断提供给他所需要的数字。
酒店近水楼台，忙碌之余，吃吃喝喝成为我们犒劳自己的最好方式。记得第一次是入职不久，在一家很知名的西餐厅，大卫绅士地为我倒上一杯酒，以弥补前日欢迎午餐的简陋。喝酒是我的死穴，从来碰到酒局我就头大，加上他一本正经的神色，更让人紧张。他误会了，吩咐服务生：“请换一种她喜欢的。”幸亏有其他酒鬼同事，眼疾手快接下来，容我以果汁滥竽充数。
第二年初夏，我的绿卡申请如约递交。尽管仍然忙乱，但心里一块石头终究落了地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很快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。
9月11日早晨，我像平常一样来到公司。大卫的秘书，年逾五旬的罗娜，情绪激动地冲过来，高声惊呼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了……我办公室几米远的外墙上就挂有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薄型大屏彩电，脚踏质地柔软、色彩斑斓的地毯，耳边回荡着沁人心脾的音乐，目光所及之处满是橘色的灯光，千里之外的惨剧让我毫无概念。
正当我茫然地看着浓烟滚滚的画面，后来被反复播放了逾千万遍的一幕出现了：视野中又钻出一驾飞机，笔直地飞向双子塔，橘红的火球和乌黑的蘑菇云一瞬间腾空而起，刚刚还亭亭玉立的南楼就像一个破火柴盒一样被撕扯开了……晃动的镜头、惊呼的记者，和身边彻底歇斯底里的罗娜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我这才了解到，罗娜外表看似白人，其实生于伊朗，儿时与家人逃到伊拉克，最后以难民身份落脚美国。她熟知战火与杀戮，对故土感情复杂，很敏感此次事故是何人所为，难怪痛彻心扉。表面看每个人都好好的，原来都挺苦大仇深。大卫听着罗娜的哭诉，脸上没有了那种捉摸不定的神色，为她端来一杯冰水，待她稍显平静后，示意一男同事叫来出租车，送她回家了。
那天之后的世界便不同了。首先美国的旅游业陷入瘫痪，辐射到欧洲、中东，公司的营业一落千丈。祸不单行，接下来亚洲爆发了sars，香港、新加坡、韩日、中国无一幸免……集团旗下的生意全线告急，但维护那些庞大的不动产，却是一分钱也没少花。
我自己的情形也急转直下。一天下班前，阿斯塔进来关上门，告诉我说由于公司收入滑坡，员工绿卡申请全部被无限期冻结，换句话就是不能办了。这之于我简直是个晴天霹雳，与亲睹航班175引爆世贸大厦同样惊骇，我一筹莫展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更糟糕的是几天后，人事部经理维姬不是打电话，而是派人来叫我去一下。我猜铁定要被裁了，立刻想好晚上必须去女友小刘家吃饭。她随丈夫来美国，没下飞机就有绿卡，我都快流落街头了，不蹭她蹭谁呢。
维姬面露难色，挤牙膏般跟我解释，绿卡停办，本质就是钱的问题。除此之外凡她能做到的，一定尽力协助。我一下就听明白了，转忧为喜，马不停蹄地联系到一位华人律师。他收费合理，并安慰我不要上火，可谓峰回路转。我又恢复哼着歌的快乐模样了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才听罗娜说起，大卫得知我的麻烦后，亲自打电话给人事部门协商。不知对方说了什么，惹得他大发雷霆，抛出一句“我不管，反正你得给那个中国丫头搞定绿卡”，然后摔了电话。大卫背后总叫我“the chinese chick”，其实我早过了小丫头片子的年龄，只是亚裔普遍显得年轻他们猜不出来吧。
原来如此，难怪人事部经理接待我时那么不自然。虽然我工作很勤奋，但也并非不可取代，居然是一直敬而远之的大卫为我争来宝贵的机会，否则我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。当大卫得知我自己付费后，依然不满，认为只在员工身上省钱并不公平。后来阿斯塔告诉他私人律师办得更快，他才哼了一哼。
大卫除了身为账房总管，也是酒店管理和并购方面的专家，随着经济形式的好转，他跟公司的摩擦也逐渐明显。比如他反对大规模地兼并扩张，力主对工会态度更加强硬。在他看来，某些有着浓郁欧亚背景的高层，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存在偏差，故常使下面的工作举步维艰。
不久，当一个可能裁员的消息传来时，尽管依依不舍，我仍去另寻了他路。新的公司属于高科技类，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了。后来听说大卫也另谋高就，搬回老家的一座大城市去了。
但我与酒店的几位前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络，市场部的玛格丽特就是其一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提到大卫，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，认为我碰见这样的老板运气很好。与我同批申请绿卡的人中，不是被迫离境，就是费力地调换工作，留下的也历经曲折才安顿下来。
然而，这次玛格丽特带给我的最新消息是，大卫去年被以渎职罪被起诉了。
原因是，大卫担任财务总监的某豪华酒店的资深运营者兼开发商，授意他挪用四十八万美金公款，支付自己的房产税。之前总经理因提出反对已被解雇，迫于对方位高权重，大卫违心地划出了这笔钱。东窗事发后，他虽因配合检方作证得到缓刑，但会计师资格被取消，若干年内不能从事相关工作，对于他的年龄，几乎就是永远了。
记得多年前我在那所普通的州立大学读书时，一次教税法的老先生因某话题有感而发，讲过大致这样一段话：你们以后当会计，总要与金钱和上司打交道，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，陷入怎么做都是错的境地。所以大家一要用好判断力，二要自求多福。
回想起来，这就叫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吧。大卫知法犯法，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我就不予评说了。对于帮助过我的事，估计他早已忘记，但补上当年从未对他当面说出的谢谢，是我唯一需要去关心的。 ↑返回顶部↑
大卫出事了。我需要想一想话该怎么说。
跨入新世纪的那年金秋，我得到某国际酒店集团的工作机会，但整件事情纯属偶然。当时，我因不习惯原公司的企业文化而去意渐浓，经常上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浏览招聘广告。豆腐块大小的地方，密密麻麻都是招聘信息。一次我看串了行，给一个压根儿没想申请的号码发了简历过去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几天后我接到了电话约谈，与未来的顶头上司阿斯塔进行了一番交流。尽管并不具备所要求的行业经验，我还是收到了她的面试邀请。也许是服务行业的原因，同事们都非常和善优雅，直言对我的背景无可挑剔。而对于我，最重要的是，公司愿意为我申请绿卡。
面试进入到最后环节，阿斯塔带我去见她口中的大卫，部门的北美大区老板。与惯常办公室的布局不同，他居然背冲着门坐，宽大的皮椅上露出半截肩膀、挺括耀眼的白衬衫，以及一头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孩子似的浅色金发。他闻声转过椅子，欠起高大的身躯，用同样宝贝蓝的眼睛打量了我几秒，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握了握。
大卫并无兴趣多说些什么，毫无遮拦地告诉阿斯塔“你决定吧”。由于公司结构设置的原因，cfo位缺，大卫名义上为controller，实则集二职于一身。尽管我应聘的只是个芝麻粒大小的senior，他还是太傲慢了点。我犹豫了三天才接受，就是对这位大头没有好印象，担心他难伺候。因为一旦递上绿卡，等于卖给那里，我有期待，也有不安。上任伊始，我发现自己有选择办公室的自由，一间在大卫隔壁，一间在下层商务中心，毫不犹豫就去了后者，想尽量避免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。
说到正事，我面临的是个烂摊子。酒店总部在瑞士，美洲分部刚从纽约迁来，马上还将与新加坡合并，因为使用不同的会计制度，系统之间尚未联网，金融财务方面的工作堆积如山。我的桌上摆了三台电脑，一台连纽约，一台连芝加哥，一台连苏黎世，脚边还有一台连新加坡，电缆线纵横交错，就好像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里描述的场景。难怪大家对我都那么友好，是为有人来分担而高兴吧。我每天从公寓门口乘车直抵市中心，扎入楼群后经由地下通道即达办公室，早晨便开始惦记一天的活计，晚上仍想着还没完成的任务，星星和月亮即使挂满天空也没时间抬一下眼帘，太阳就更难得一见了。
阿斯塔是位出生于非洲、在美国南方长大的中年女子，上等黑宝石般美艳。她本人是基督徒，却嫁了个穆斯林大学同学，男方为回中东接受家产，不辞而别。大卫与她因工作关系相识多年，邀她离开旧地重新开始。但芝加哥的冬天让她措手不及，加之工作压力，造成她比较情绪化，在她手下干活一度艰难。
有一次她把东西算错了，影响到一份综合报表的结果，可她却要求修改我做的那部分。我小心地提出异议，她非但不听还指责我不懂合作，最终我忍无可忍跟她吵了起来，扬长而去。事后我难免惴惴，不料她却先向我道了歉，说是大卫提醒了她：“那中国丫头敢跟你吵，一定有200%的把握。”大卫在意的只是我们源源不断提供给他所需要的数字。
酒店近水楼台，忙碌之余，吃吃喝喝成为我们犒劳自己的最好方式。记得第一次是入职不久，在一家很知名的西餐厅，大卫绅士地为我倒上一杯酒，以弥补前日欢迎午餐的简陋。喝酒是我的死穴，从来碰到酒局我就头大，加上他一本正经的神色，更让人紧张。他误会了，吩咐服务生：“请换一种她喜欢的。”幸亏有其他酒鬼同事，眼疾手快接下来，容我以果汁滥竽充数。
第二年初夏，我的绿卡申请如约递交。尽管仍然忙乱，但心里一块石头终究落了地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很快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。
9月11日早晨，我像平常一样来到公司。大卫的秘书，年逾五旬的罗娜，情绪激动地冲过来，高声惊呼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了……我办公室几米远的外墙上就挂有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薄型大屏彩电，脚踏质地柔软、色彩斑斓的地毯，耳边回荡着沁人心脾的音乐，目光所及之处满是橘色的灯光，千里之外的惨剧让我毫无概念。
正当我茫然地看着浓烟滚滚的画面，后来被反复播放了逾千万遍的一幕出现了：视野中又钻出一驾飞机，笔直地飞向双子塔，橘红的火球和乌黑的蘑菇云一瞬间腾空而起，刚刚还亭亭玉立的南楼就像一个破火柴盒一样被撕扯开了……晃动的镜头、惊呼的记者，和身边彻底歇斯底里的罗娜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
我这才了解到，罗娜外表看似白人，其实生于伊朗，儿时与家人逃到伊拉克，最后以难民身份落脚美国。她熟知战火与杀戮，对故土感情复杂，很敏感此次事故是何人所为，难怪痛彻心扉。表面看每个人都好好的，原来都挺苦大仇深。大卫听着罗娜的哭诉，脸上没有了那种捉摸不定的神色，为她端来一杯冰水，待她稍显平静后，示意一男同事叫来出租车，送她回家了。
那天之后的世界便不同了。首先美国的旅游业陷入瘫痪，辐射到欧洲、中东，公司的营业一落千丈。祸不单行，接下来亚洲爆发了sars，香港、新加坡、韩日、中国无一幸免……集团旗下的生意全线告急，但维护那些庞大的不动产，却是一分钱也没少花。
我自己的情形也急转直下。一天下班前，阿斯塔进来关上门，告诉我说由于公司收入滑坡，员工绿卡申请全部被无限期冻结，换句话就是不能办了。这之于我简直是个晴天霹雳，与亲睹航班175引爆世贸大厦同样惊骇，我一筹莫展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更糟糕的是几天后，人事部经理维姬不是打电话，而是派人来叫我去一下。我猜铁定要被裁了，立刻想好晚上必须去女友小刘家吃饭。她随丈夫来美国，没下飞机就有绿卡，我都快流落街头了，不蹭她蹭谁呢。
维姬面露难色，挤牙膏般跟我解释，绿卡停办，本质就是钱的问题。除此之外凡她能做到的，一定尽力协助。我一下就听明白了，转忧为喜，马不停蹄地联系到一位华人律师。他收费合理，并安慰我不要上火，可谓峰回路转。我又恢复哼着歌的快乐模样了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很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才听罗娜说起，大卫得知我的麻烦后，亲自打电话给人事部门协商。不知对方说了什么，惹得他大发雷霆，抛出一句“我不管，反正你得给那个中国丫头搞定绿卡”，然后摔了电话。大卫背后总叫我“the chinese chick”，其实我早过了小丫头片子的年龄，只是亚裔普遍显得年轻他们猜不出来吧。
原来如此，难怪人事部经理接待我时那么不自然。虽然我工作很勤奋，但也并非不可取代，居然是一直敬而远之的大卫为我争来宝贵的机会，否则我不知还要走多少弯路。当大卫得知我自己付费后，依然不满，认为只在员工身上省钱并不公平。后来阿斯塔告诉他私人律师办得更快，他才哼了一哼。
大卫除了身为账房总管，也是酒店管理和并购方面的专家，随着经济形式的好转，他跟公司的摩擦也逐渐明显。比如他反对大规模地兼并扩张，力主对工会态度更加强硬。在他看来，某些有着浓郁欧亚背景的高层，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存在偏差，故常使下面的工作举步维艰。
不久，当一个可能裁员的消息传来时，尽管依依不舍，我仍去另寻了他路。新的公司属于高科技类，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了。后来听说大卫也另谋高就，搬回老家的一座大城市去了。
但我与酒店的几位前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络，市场部的玛格丽特就是其一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提到大卫，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之高，认为我碰见这样的老板运气很好。与我同批申请绿卡的人中，不是被迫离境，就是费力地调换工作，留下的也历经曲折才安顿下来。
然而，这次玛格丽特带给我的最新消息是，大卫去年被以渎职罪被起诉了。
原因是，大卫担任财务总监的某豪华酒店的资深运营者兼开发商，授意他挪用四十八万美金公款，支付自己的房产税。之前总经理因提出反对已被解雇，迫于对方位高权重，大卫违心地划出了这笔钱。东窗事发后，他虽因配合检方作证得到缓刑，但会计师资格被取消，若干年内不能从事相关工作，对于他的年龄，几乎就是永远了。
记得多年前我在那所普通的州立大学读书时，一次教税法的老先生因某话题有感而发，讲过大致这样一段话：你们以后当会计，总要与金钱和上司打交道，会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，陷入怎么做都是错的境地。所以大家一要用好判断力，二要自求多福。
回想起来，这就叫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吧。大卫知法犯法，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，我就不予评说了。对于帮助过我的事，估计他早已忘记，但补上当年从未对他当面说出的谢谢，是我唯一需要去关心的。 ↑返回顶部↑